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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一月十三日，海地發生七級世紀強震的第二天。那個清冷的下午，有一對中年黑人男女出現在慈濟美國總會的走廊上，徘徊著。
慈善志業發展室的同仁見狀，上前招呼，才知道兩人是兄妹，是海地裔的美國人。妹妹蘇西（Suzie）住在佛羅里達－如同加州是華裔美人聚居地，佛羅里達是海地裔美國人聚居地－，來探望住在加州的哥哥丹尼爾（Daniel）。強震重創祖國的消息傳來，哥哥想起「附近山上有一個亞洲人的慈善機構」，兄妹倆一同上山，主動表示慈濟如果有救援行動，他們願意提供語言方面的協助。
慈發室的同仁當下便邀請他們來參加週末的街頭募心募款活動，兄妹倆也立刻答應了。
星期六，這對兄妹帶著五個海地朋友到慈濟進行街頭募款活動的購物廣場，穿起志工服，舉起標語牌，賣力地對過往行人鞠躬勸募：「Please, please help quake-stricken Haiti!」（請幫幫忙，請幫助受震災重創的海地！）
那一天前去採訪募款活動的我，私下問他們，有沒有親友在海地，上一次回國探親是什麼時候。兄妹倆靦腆的回答，說他們都在美國出生，沒有親近的親友在海地，有的只是一些疏於連絡的遠親；他們甚至沒有踏上過海地的土地。
這番答話著實讓我驚訝，頗難相信已經年逾半百的兄妹倆，對於未曾踏上的土地會有多深厚的感情。但他們黑色的眼睛是如此的誠懇，好似北京狗的眼睛，忠實而憨厚，又不得不讓人相信，他們對從未謀面的祖國確實懷有孺慕深情。
在這場逾二十三萬人往生的大地震讓海地躍上全球媒體頭條之前，對許多人來說，海地也許只不過是地圖上的一個點；對我個人來說，海地只不過是作家格雷安葛林筆下一個飽受政變夢饜的恐怖國度。但對這對兄妹來說，那是他們的父母殷切珍愛的祖國；兩人從未踏上過海地的土地，卻能說流利的法語和海地土語克雷奧語，可見他們的父母如何珍視祖國的文化－即便離開了祖國，也不願揚棄的，要代代相傳下去的祖國的文化。
募款活動結束後，妹妹蘇西也必須回去佛羅里達了。她已經為這個活動多停留了一個週末。而哥哥丹尼爾在其後三個月，持續地參與慈濟的賑災活動。他賣力的身影，讓我看到了，格雷安葛林所描述的那些無奈與挫折的海地人，內心對祖國的美好的思念，是如此真實而動人地存在。
其二．支援前線
小學時代，如果體育課碰上下雨，老師就帶著我們這些小朋友，在教室裡把桌椅靠牆排成圈圈，挪出空間來玩團康遊戲。
有一種遊戲叫做「支援前線」：小朋友分成幾隊，每隊選出一個隊長，然後老師宣佈「前線」需要「支援」的項目－可能是十條皮帶，可能是五包衛生紙，可能是七隻左腳的鞋子。小朋友們就趕快貢獻出要支援的物資給隊長，隊長抱著物資衝到老師面前，哪一隊最快，哪一隊就算贏。幾個回合下來，戰績最差的那一隊會被要求表演唱歌或模仿藝人之類的節目來娛樂大家。
小時候我因為手腳靈活跑得快，常常被推選當隊長；自己也覺得抱著物資跑來跑去很好玩，比總是坐在椅子上、解皮帶脫鞋子或是從書包裡掏衛生紙來得有趣。
長大以後，這個愛往「前線」跑的脾氣還是不改。海地發生強震那一天，我整夜睡不著，盯著外電看消息，看到CNN的記者安德森庫柏當晚就飛往海地，立刻連線報導，我全身記者的血都沸騰起來了。強震過後一週，慈濟美國總會賑災先遣團赴海地鄰國多明尼加設立賑災據點，我非常想跟去採訪，但是年紀小資歷淺，這重責大任沒有落到我頭上。
先遣團才還沒到多明尼加，美國慈濟人已經全體動員，做先遣團隊的後盾。先遣團抵達聖多明哥的同時，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召集社區志工，在門診中心拉起生產線，近四十人馬不停蹄的工作，在八小時內趕製了三千個醫療包。醫療包裡面有抗生素、止痛藥、乾洗手、酒精棉片。
我前去採訪的時候，整個門診中心被社區志工和來自華人媒體的記者擠得水泄不通，有的志工動作也不是很熟練，但是每個人都非常努力，手上一點兒也沒有停下來的在做事。
這三千個醫療包在兩天後就送到多明尼加，立刻派上用場。
小學時代玩「支援前線」的時候，常常當隊長的我總以為自己背負著小隊的成敗。如今仔細回想，致勝的關鍵其實不是隊長跑得有多快，而是同小隊的小朋友能在多短的時間內湊出前線要求支援的項目。
向所有在大後方支援國際賑災前線工作的慈濟志工致敬。
其三．泥餅的滋味
我嚐過泥餅。
就是那種用泥巴混合一點鹽，一點食用油，搓圓曬乾作成的泥巴餅。據說是加勒比海窮國海地的貧民，吃不上大米、豆子的時候用來充飢的。看上去灰白易碎有如乾燥的紙黏土，放在舌尖有股令人難以忍受的潮味。
我其實不願意相信海地貧民真的吃這種餅。何況也有消息指出，海地人吃泥餅是國際媒體的誇張報導，其實吃泥餅的只有孕婦，跟中國孕婦吃觀音土補充礦物質的道理相同…我比較願意相信這才是真的。
但是，那一天跟我一起嚐了、聞了、摸了海地泥餅的慈濟爾灣中文學校的孩子們，似乎都相信了，三千英里外有一個貧窮國家，那個國家裡有吃泥餅裹腹的孩子。
勇敢試吃了一口－我頂多也就是拿了一小塊舔了一下－泥餅的高年級男生一口氣把吃進嘴裡的泥餅噴吐出來，扼著自己的脖子大喊噁心，然後衝到走廊上的水槽邊漱口。低年級的孩子們輪流摸摸、聞聞、看看那塊泥餅，老師問他們，你們覺得這個餅能不能吃，他們都搖頭。
那是一月底，海地強震過後兩週。爾灣中文學校副校長的舅舅旅居海地，地震發生時受困六小時，後來幸運脫困，被送往邁阿密就醫。副校長從舅舅那裡拿到了泥餅，讓孩子們嚐嚐人間疾苦的滋味，告訴他們那片苦地在強震過後如何滿目瘡痍。
下課休息時，九個年級的孩子輪流到中庭，排隊把口袋裡的零用錢掏出來，投進為海地強震募款的紙箱裡。我拿起麥克風，在隊伍裡一個幼幼班小女孩身邊蹲下。
「妹妹為什麼排隊？」
「排隊捐錢。」
「為什麼捐錢？」
「因為海地有地震。」
「因為海地有地震？所以怎麼樣？」
「要幫助小朋友，他們很可憐。」
「怎麼樣可憐？」
小女孩看上去要哭了。我的攝影搭檔說，好啦，妳嚇到她了，問夠了啦，麥克風可以收起來了。
我收起麥可風，說，我才沒有嚇她，她一定是覺得海地的小朋友太可憐，所以才想哭。
在那個晴冷乾爽的冬日，爾灣人文學校為馳援海地募得的捐款：兩千五百六十美元；孩子的愛心：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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