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乖僻，不喜歡跟其他孩子玩，只喜歡躲在角落裡看書，且特別喜歡看那些“大人書”。我的乖僻讓我缺少現實生活中的朋友，我於是幻想寫書的作家們就是我的朋友。儘管自己沒有作家的天才，只有作家的疏狂，我固執地決定了自己要跟“朋友”們一樣當作家，從此除了發展我的作家夢以外別無生存的目標。
七歲的時候我讀完了《飄》的中譯本，遇到不認得的字就跑去翻那本爸爸買給我當生日禮物的國語日報辭典。九歲的時候我讀完了《戰地鐘聲》的中譯本，當我讀完這兩本書時，那本可憐的國語日報辭典已經被翻得破破爛爛，連封面的殘骸都不剩。這兩本其他孩子們都覺得無聊的書讓我讀到痛哭流涕，我還記得看見自己的淚珠掉在寫到韓媚蘭去世的那一頁上。
十一歲時我發現寫《飄》的米契爾和寫《戰地鐘聲》的海明威都是記者出身，從此認定當記者是成為作家的必經之路。我的作家夢暫時被記者夢所取代，而且特別夢想成為國際特派記者。
十二歲時前蘇聯瓦解，於是我把半打小學生的那種藍色練習簿訂在一起，用很少的資料、很多的想像，寫了一系列以這個重大新聞／歷史事件為背景的虛構故事，部份被《北市青年雜誌》刊出。這算是我夢想的起步。
十五歲時我考進台北市一所知名的女子高中，那所女中除了以培養各領域女性菁英而馳名，還有號稱“享譽國際”的樂儀隊。開學第一天，二年級的學姊問我是否有意願加入儀隊。我問她加入儀隊有什麼樂趣。她說我們的儀隊不僅聞名全台，在國外也聲名卓著，甚至應邀參加知名的美國玫瑰花車大遊行；然後她問我有沒有聽說過美國加州的玫瑰花車大遊行。
我當然聽說過。那是每年元旦萬人空巷的盛事，絢麗奪目的花車、精彩的樂儀旗隊演出，每年都吸引上百萬現場觀眾、和無數媒體的目光，並透過電視轉播至全球近百個國家。
據說，被選上樂儀隊是一個高中女生無上的光榮，應邀參加玫瑰花車大遊行是一個儀隊無比的殊榮。但是我乖僻地對學姊說，我想拿著麥克風在記者席報導大遊行，不想耍著花槍走在隊伍裡參加大遊行。學姊沒有理我。擠破頭想進樂儀隊的新生多著呢，哪裡差我這一個？
後來，我長大了。長大以後的我，離我的作家夢還是很遙遠，但至少真的念了新聞系，真的當了記者，也真的出了國。輾轉在台北做過報社和電視記者、在美國東岸做過廣播電台製作助理，最後我飄到美國西岸，又做回了電視記者。
然後，一年一度的玫瑰花車大遊行又來了。我奉命採訪，費了一番工夫，好不容易才為自己和搭檔爭取到兩張彷彿全世界記者都在搶的採訪證。大遊行那一天，我們凌晨三點就到現場卡位，遊行路線附近的幹道都已經封鎖，我們得扛著機器走上好一段路，我高跟鞋裡的一雙腳都磨出了水泡。記者席已經是人山人海，我從來不知道世界上竟然有這麼多記者。
架好機器，測好光，試過音。我在記者席上捧著一杯熱咖啡，咬著一個甜甜圈，看著天光漸漸明亮，聽著四周漸漸嘈雜，嗅著空氣中漸漸沸騰的、熱鬧的氣味。忽然想起從前我對學姊說過的，我想拿著麥克風在記者席報導遊行，不想耍著花槍在隊伍裡參加遊行。言猶在耳，卻恍如隔世。原來，少女時代的夢想，真的會無聲無息影響人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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